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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着24年中国缘的洋校长说:出国前问题没解决,出国后孩子可能更加危险

发表时间:2020/2/10 20:27:24

“教育必须是实际的,因为你做的是人的工作,不能做开玩笑的和做梦的东西......”


说这句话的,是一个名叫Donald J. Holder的美国人。和中国结缘24年,他早就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中文名——何道明。


Donald J. Holder


翻开他的简历,你会惊讶于他的命运与中国、与中国教育是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。


本科就读于美国乔治城大学,国际关系专业,攻读中国与东亚研究;


大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汉语;


后转学至与中国大学有着百年合作历史的欧柏林文理学院;


1996年来华,担任北大附中英语老师;


五年后,成为北大附中分校副校长;


后就职于深圳中学、香港弘立书院等多所学校,均担任校长、副校长等重要职务;


90年代以来,何道明还一直担任北京教育学院的客座讲师,参与了中国教改的研究,是中国课程标准改革的推动者之一。


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,由美国教育系统培养出来,却又在中国一待就是二十多年,甚至参与了中国教育改革。何道明是中国教育一位特殊的观察者。


在他眼里,初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时,中国教育是什么样的?当下的中国国际教育面临怎样的境遇?出国留学前,每个家庭需要思考哪些现实问题?


春节前夕,外滩君联系上了正在意大利带领学生考察的何道明校长,希望能从他的个人视角,窥探到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丝脉络。



01.

20年前,中国还完全没有国际教育


1996年,为了研究中国基础教育,何道明向美国基金会申请来华。原计划只在中国停留两年的他,却在机缘巧合下,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之旅。


“那时候生活节奏要慢多了,北京地铁只有一号线,都集中在长安街那边。只有三环,还没有四环五环六环。”回忆起初次来到中国的印象,何道明笑着告诉外滩君。



就这样,何道明开始了在北大附中边当英语老师,边开展自己研究的生活。


如今,北大附中已有初高中在校生近3000人,在职教师近400人。而在当时,一个年级还只有4个班。


“那时的学校都比较简单,规模也不大,想要认识所有老师、所有学生都比较容易。现在不行了,现在的学校都是庞大的,很难关注到所有人。”


由于何道明中文流利,学校管理层发现他能够用中文教语法后,就让他独立负责两个班的英语教学。其中一个班是数理化生为强项的竞赛班,文科较弱;而另一个班级,85%的学生所有课不及格。


这些孩子150分的试卷有时只能考十几分,教学进度无法和其他班同步。何道明研究了前五年的英语高考,给他们做三年规划,然后从字母表、最简单的对话开始教。



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,按计划何道明将回到美国,但一方面学校希望他能留下,另一方面何道明也舍不得这些学生。最终,他还是把这两个班带到了高三毕业。


高考结果是振奋人心的,竞赛班的学生英语最低分达到了125,“最弱的班级”所有学生都考上了本科。到了在中国的第四年,学校开始让何道明做一些管理工作。第五年,何道明成为了北大附中的副校长。


进入21世纪,由于“知识为本位、学科为本位”的问题没有根本改变,素质教育难以落实。2001年,中国正式颁布了“新课程标准”,力图将教育目标,从“灌输知识”,向“培养全面发展的人”转变。


在此之后,何道明就开始参与推广新课标的工作。他在全国各地奔走,通过因地制宜地处理课程与培训老师,帮助学校落地新课程标准。


20多年前何道明在中央电视台给观众“上课”


与此同时,随着自费留学群体的不断扩大,“留学低龄化”的现象也从20世纪末开始发酵。何道明告诉外滩君,刚到中国的时候,国际教育这块还完全没有发展起来。虽然出国读研的已有不少,但是本科留学要到2006年左右才突然爆发。


何道明在北大附中任职六年期间,一共不到5个孩子赴国外就读本科。2002年,何道明担任深圳中学副校长,起初也没有学生提出本科留学的想法。直到两三年后,有两个学生突然找到何校长,希望能帮助他们申请国外大学。


“我那时才知道什么叫‘中介’,但是我不认可他们的工作,忽悠家长的太多,所以我就帮这些孩子做申请。”何道明笑道,“后来这样的学生就多起来,从2个变成8个,8个变成50个、100个,现在深中每年200个孩子到国外读本科。”


也正是在这一时期,“本科留学潮”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逐步兴起,与稳中有升的硕博留学生一起,汇聚成庞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。


2009年,中国首次超越印度,成为了美国第一大生源国。而在之后的十年中,中国留学生人数始终保持高速上升趋势。并且,本科生逐渐成为了留学主力军。



02.

如今的中国国际教育市场


《2019美国门户开放报告》显示,2018-2019年度,中国在美留学生占美国国际留学生总数的33.7%。这是中国连续10年成为美国最大生源国。


其中,40.3%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就读本科,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则总共为36.1%。


随之蓬勃发展的是中国留学行业,尤其是国际学校。与申请海外硕博的大学生相比,计划本科留学的孩子年龄更小,相对更难把握择校、申请、赴国外学习生活等一系列挑战。因此,为了让孩子在国际教育方面取得先发优势,家长们往往会让孩子就读国际学校。



2018年就曾有分析指出,中国国际学校的黄金发展期已经到来。未来五年,国际学校市场可能都将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。


然而,何道明却始终认为,如今的中国国际教育市场其实是个泡沫市场。


“我看到现在很多人都投资国际学校,他们认为想要去国外的孩子越多,这个市场就越大。但问题是,有没有想过国外大学在本科阶段到底能录取多少个中国孩子。如果这些孩子出不了国,那这个市场就是泡沫。”


何道明告诉外滩君,由于中国父母非常看重大学排名,所以像美国前50名的大学和文理学院,按国际生比例都已经招满了中国学生,并且不再扩招。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加拿大等热门留学国家都是类似情况。虽然英国今年小幅度扩招了一些中国学生,但很难预测未来走向。


何道明从这个角度剖析的中国留学市场现状,值得教育行业每个人以及每位家长和学生的注意与思考。


反观当下雨后春笋般发展的国际学校,何道明表示,首先需要分清两个概念,一个是中国的国际教育,另一个是中国教育国际化。



目前,大多数国际学校做的都是国际教育,即直接教授AP、A-level等国际课程。


何道明认为,这样做没问题,但不必要。中国的课程标准有其优势所在,需要改变的其实是授课模式。通过按照国外的教学要求来授课,帮助学生更早地适应国外教育。


“如果走高考这条路,那么该背的背,该刷题的刷题,社会实践很重要但比重可能更少一些。而选择本科留学的学生,就不需要刷那么多题,而是可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提升英语水平、标化考试和实践研究上。”何道明说得很实在。


相较而言,何道明更希望推进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发展,即通过研究国外教育的成功案例,按照国情合理实施,逐步完善中国自己的教育。


何道明举例说道:“比如中国目前尤其需要加强的职业教育,就可以学习德国。”



他发现,如今有很多中国企业存在招不到员工的问题,因为这些工作处在一个“本科生不要做,而职业学校或专科毕业的学生又做不了”的尴尬境地。其实,缺少的就是一个提供高水平职业教育的平台。


而德国,就特别重视职业教育,这方面的制度、学校也比较成熟。职业学校的学习难度和大学不相上下,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工人的工作要求。


一直以来,何道明都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全球竞争力,但同时他强调,全球化不是西方化。


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。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教育工作者,都需要有这样的意识。



03.

摆在每个留学家庭面前的现实问题


而在中国国际教育蓬勃发展的另一面,其实是每一名计划留学的学生,需要面临的激烈竞争。


何道明告诉外滩君,美国的确可以再增加40%的国际学生,但那些大学很可能排名300,甚至400名开外。是否想上这样的大学?值不值得花几百万人民币?


这其实就回到了最核心的一个问题,也是每个家庭在计划留学前,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——为什么要出国留学?



有人说国外的教育资源更好,也有人说孩子需要出去长长见识,这些理由都有各自的道理。


从心理素质和学习能力的角度来说,90%的孩子在本科阶段留学没有问题,何道明担忧的是那10%。


“我遇到过很多家庭,因为孩子在国内成绩不好,或有行为规范上的问题,所以送出国,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。”


何道明认识一个赴澳留学的学生,花了7年读完本科,非常痛苦。刚出国的几年,由于多门课不及格而被开除,转学数次才最终毕业。


小部分孩子的确能通过换个环境,换种教育方式,自身情况得到改善,但是多数情况下,孩子出国前没有解决的问题,出国后仍然无法解决,甚至面临更大风险。


比如有些孩子存在行为上的问题,在国内受处分,那么这些问题到了国外可能就会更严重。



何道明解释说:“因为在国外没有人照顾他、约束他。从学校的角度来看,这些学生已经成年,培养行为习惯是基础教育的工作,大学的责任更多在于教学研究。所以如果学生有行为上的问题,他们会直接把他开除。”


因此,不能把出国留学,当作一劳永逸的万能药,这是家长和孩子都需要明白的。


而在何道明看来,“为什么要出国留学”,比较科学的理由只有两个。


第一专业。如果孩子对一些专业特别感兴趣,但这些专业国外相对于国内更加成熟,就可以选择出国。比如想要学习某个西方国家的中世纪历史,可能去到当地学习这个专业就更有竞争力。


第二,职业。如果一个孩子未来要在北美或欧洲发展,那么在这些地方上大学也会更加合适,因为能够尽早接触当地文化、提升语言水平、建立人脉关系。


何道明经常在面对家长的讲座中,提到6种不适合出国的学生。


1. 容易想家的孩子


2. 不喜欢变化的孩子


3. 家庭经济能力不足的孩子


4. 成绩不好的孩子


5. 交际能力弱的孩子


6. 语言能力弱的孩子


这些孩子并非完全不能出国,关键在于,要从根本上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,以免赴国外留学后更加严重。


其中,他认为,在顶尖大学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,家庭经济条件是需要仔细衡量的一点。如果大概率只能被300名之后的学校录取,势必就要重新考虑投资回报的问题。而有些孩子也会因为父母为他付出了大笔资金,而产生心理压力。


何道明建议,这些家庭或许可以考虑非英语国家的大学,比如意大利、法国或德国。首先,这些大学也需要国际学生,第二,相对更加经济。


“意大利最好的大学,一年学费1万3欧元,比美国的一年7万美金要便宜得多。如果孩子学会德语,德国几乎是免费的,用英语授课的也不会特别贵。”



另外,这里的交际能力弱并不一定指内向,而是遇到问题时,孩子不愿意寻求外界帮助。对于一个刚刚成年的孩子来说,海外生活的适应问题、学业压力以及情感上的孤独,都可能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
这些情况下,如果没有朋友的陪伴劝导,也不主动寻求老师、学校的帮助,这类孩子往往出国就比在国内更加危险。


因此,当留学竞争愈发激烈,每个家庭更需要看清当下局势,谨慎权衡,做出最优选择。


名校出身,如今能够用汉语侃侃而谈的何道明,其实家境并不富裕。父母都是蓝领的他,靠助学金和奖学金才成为了家中的第一代大学生。


何道明始终记得,求学路上每一位支持他的老师,以及帮助他转学直接致电对方学院的院长。正是他们,为何道明教育理念的树立与实践埋下了种子,也让我们看到了教育,跨越山海、薪火相传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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